威慑敌胆古铳城郭嵩焘:试图直立行走的猴子(2)郭嵩焘三题

他在9万余字里说了什么让大佬们跺脚黑脸

亦有可闻:于吾意见总相左...
晚清官场怪现象:说真话者遭贬斥 说假话者立功劳
清朝被禁的一本书,作者死后多年,还差点遭挖坟鞭尸

王闿运著作等身,光是经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,但他最为人艳称的杰作偏偏是一部历史著作——《湘军志》。

王闿运目高于顶,在他看来,明代文章不堪入目,唐宋八大家也算不上典范,“八家之文,数月可似”,将牛皮直接吹成了虎皮。他发足飞奔,为的是“依经立干”,“力追班马”,直接取法班固和司马迁,“为有德之言”。从《湘绮楼日记》可以看到,同治八年二月初一那天,王闿运阅读《三国志》两卷,认为它“诚非佳史”,陈寿的史才被后世夸大了。他写道:“史才不易,亦何容滥予人名,若以鄙人秉笔为之,当不在范、班之下,因慨叹久之。”王闿运对自己的史才极为自信,认为不仅能够盖过陈寿,还可直追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和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。

花费六年工夫,写成《湘军志》,总计十六篇,九万余字。大著杀青,王闿运感慨道:“修史难,不同时,失实;同时,循情。”“(史官)无故而持大权,制人命,愈称职愈遭忌也。”史官之笔就像阎罗殿上的判官之笔,轻重缓急之际,既可以使人一举超生,也可以使人万劫不复。何况他并非史官,却酷评诸多宿将,活着的人难免深受伤害。倘若他是势利之徒,念头一闪,笔头一转,以歌功颂德为能事,必能结欢于衮衮诸公,何愁没有好处源源而至?可是王闿运义不容情,在他的笔下,清廷官吏昏庸无能,湘军将领贪婪成性。大将曾国荃和刘坤一,前者无异于市中之屠夫,后者仿佛是乡间之笨伯。大佬们恼羞成怒,纷纷跺脚黑脸,指斥《湘军志》诬枉不实。殊不知,王闿运认定“怀私文必不能工”,他是秉持公心才敢开罪大佬强梁。

王闿运著史书,臧否的是依然健在的国家“功臣”,后果更为严重。事情果然越闹越离谱,那些原本狂恣跋扈的“功臣”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,要给王闿运一点厉害瞧瞧。令曾国荃最恼火的是,金陵决战明明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大的亮点,王闿运却轻描淡写,把太平军视为乌合之众,使其军功大为减色。曾国荃的门人怒于市而色于室,责骂王闿运不肯与人为善,专揭九帅的疮疤,专寻九帅的晦气,专跟九帅过不去。他们甚至捋起袖子要动粗。其实,王闿运的史笔已为曾国荃开脱不少,并未赶尽杀绝,既然曾老九不领情,王闿运也只能摇头叹息:“不知文之人,殊不可与言文!”

因为《湘军志》一书,王闿运名满天下,谤亦随之。这回连他的老朋友郭嵩焘也抹下面子,不复同情他的遭遇:“王壬秋《湘军志》,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,著为实录,以相印证,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,取快悠悠之口,而伤忠臣烈士之心,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。其颠倒功过是非,任意低昂,则犹文人习气。”王闿运不胜其烦,不堪其扰,终于妥协,将《湘军志》的雕版和部分成书交给郭嵩焘,因为后者是湘绅宿望,又是反对《湘军志》的领袖人物之一,任其毁弃。可是王闿运的蜀中弟子不畏强权,硬是将这部书刻印出来,使它广为流播,岿存于世间。

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,王闿运文笔高朗,固然是文坛一世之雄,但他自信太过,喜好讥贬的积习难改,演义的痕迹较重。他托名彭玉麟,作《衡阳志》,王夫之尚且被他刺了个满面花,何况他人。王闿运修的《东安志》遭人毁版,《桂阳志》也被人纠谬,可谓个性使然,在王闿运笔下没有完人,因此他逮住别人的过失就要议论一番,揶揄数句,这就招人恨了。还有一点,王闿运以霸才自许,以知兵自负,曾国藩却不为所动,这让王闿运颇感压抑和郁闷,一旦他有机会修《湘军志》,就难免要推倒一世豪杰,成就自家绝活。

对《湘军志》攻击火力最猛的是《湘军志平议》,由郭振墉(郭崑焘之孙)辑录,里面有郭嵩焘、郭崑焘兄弟的纠谬和评点一百多条,郭振墉引用官书私录逐条笺注。但有趣的是,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选辑《续古文辞类纂》,收入王闿运《湘军志》中的《曾军篇》《曾军后篇》《湖北篇》《水师篇》《营制篇》,对此书推崇备至:“文质事核,不虚美,不曲讳,其是非颇存咸(丰)同(治)朝之真,深合子长叙事意理,近世良史也。”司马迁字子长,这下算是挠着了王闿运心头的痒痒肉。

嗣后,为了洗白湘军,曾国荃请王定安作《湘军记》,以求拨乱反正。两相比较,《湘军记》以《湘军志》为底本,翔实而缜密,若论史识、史才,差距则不以道里计。因此,《湘军记》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取代《湘军志》,反倒衬托出它“精气光怪,不可掩遏”的许多优点。若论文字的成色,《湘军记》逊色于《湘军志》可不止一两分,就连那些认定《湘军志》是谤书的人,也不得不承认王闿运是文字魔术师,能使读者生出无穷之兴味,这恰恰是曾国荃等人最抓瞎最无奈的地方。

(作者为湖南省作家)本文原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,有删节。转载请注明出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微信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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